推荐一本好书《星火燎原》

最近在孔夫子旧书网淘到一套好书《星火燎原》,读完后感觉受益匪浅,尤其当今党性修养红色革命传统教育以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不失为一套很好的教材。

一九五六年七月,为纪念建军三十周年,中央军委决定出版一部反映我军三十年斗争历史的回忆文集,此项任务交给了总政治部。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同志批示由宣传部和文化部共同来完成这项工作。于是,宣传部抽调了王彬、黎明、丁芒、邢世操、陈汉民,文化部抽调了王愿坚、李大我、刘亮、张麟、王梦岩,组成编辑部,全面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就是任总政宣传部宣传处处长的黄涛。《星火燎原》是由星火燎原编辑部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中选编而成的。从1956年征文开始,到1982年成书。全书共收入637篇文章,360万字,分成十集。

此套“连队图书室丛书”共十册,朱德作序:

《星火燎原》之一:井冈岁月

《星火燎原》之二:黄洋炮声

《星火燎原》之三:万水千山

《星火燎原》之四:风卷红旗

《星火燎原》之五:慷慨悲歌

《星火燎原》之六:敌后抗战

《星火燎原》之七:   凯歌声声

《星火燎原》之八:针锋相对

《星火燎原》之九:千里跃进

《星火燎原》之十:战略决战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一周年并序《星火燎原》

朱      德

        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地主、资本家是不允许人民有军队的,所以人民解放军一诞生,反动军队就天天打,天天围攻。但是这支军队有了共产党领导,有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有了人民拥护,就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越打越大,越战越强,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无产阶级军队绝对服从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几十年中,坚持并发展了这个原则,建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整套制度。这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的制度、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制度等等。建立这些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人民解放军的革命性质,保证人民解放军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保证不断地提高全体官兵的阶级觉悟,使人民解放军成为一支打不垮、压不倒,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军事工作当然也不例外。在军事工作方面走群众路线,就是承认充分依靠士兵群众和人民群众,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从这个观点出发,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几十年来建立了一整套的制度和原则。这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担负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政治上官兵平等,在部队内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等等。实行这些制度和原则,保证了军队和人民之间、军队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和官兵之间的密切联系,发扬了群众的首创精神,成为人民解放军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
近十几年来,军事技术有了迅速的发展。可不可以说,由于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人民军队今后就再不是首先依靠政治挂帅,而是单纯依靠技术呢?不是的,不管军事技术如何发展,在人民军队中,政治挂帅的原则是绝不会过时的。当然,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对新式技术装备的意义,必须给以极大的重视。但是,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我们认为,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是技术,而是政治,而是政治制度和人心的向背。任何技术都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的,任何技术都是由人创造、由人发展、由人掌握的。抱单纯军事观点的人,片面地重视军事而轻视政治;片面地重视业务、重视技术而轻视思想;片面地重视个人的作用而忽视党和群众的集体力量;只讲战术技术,不讲战略;只要军队,而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只注意国防建设,不注意经济建设对于国防建设的意义。这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表现,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主张不要政治挂帅,其实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的大部分历史,就是领导革命的武装斗争的历史。我们党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军事路线,集中了中国革命战争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根据我国的条件,从民主革命问题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都光辉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用于指导革命战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这就是人民军队的建设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它已经胜利地经历了二十多年革命战争和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在今后,它还将指导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新的斗争中达到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之所以战无不胜,在于它是彻底辩证唯物主义的,是完全马克思列宇主义的。当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转到由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两篇最早的军事著作,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对于我国当时的革命斗争的这个战略转变,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从井冈山斗争开始,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止,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军事路线,奠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由于有了这条正确路线,就使革命战争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这条正确路线,曾经使得革命战争一度受过挫折。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系统地总结了这个历史时期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当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党又以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阐明的思想为指针,实现了当时的战略转变,并且由于贯物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形成了强大的人民军队。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集团再次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引导我们实现了新的战略转变,以“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全国胜利。在所有这些历史转变关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的指针,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都是从战略的全局出发,来解决建军、作战等一系列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军事著作中,着重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即军事辩证法。我们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著作,不仅能够使我们懂得有关战争全局的规律的知识,使我们在军事问题上去掉盲目性,取得自觉性,而且能够使我们懂得按照不同的情况,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达到战斗、战役和战略的全部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的成绩是显著的。在这个期间,它完成了作战和训练的任务,保卫并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军队本身的建设,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装备技术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建设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就是单纯军事观点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在一部分人中有了滋长。这些缺点,在全军来说,虽然不占主要地位,但对军队内部和军民之间的关系,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经过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经过一九五七年以来的整风运动,这些缺点,已经开始被克服了。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在部队中正在进一步得到贯彻, 并且有了新的发展。各级领导干部深入连队“种试验田”,完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和战士一起劳动、学习和生活,这不仅便于发现问题,取得经验,用来改进工作,而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 增强了上下级的团结。战士们说:“整风效力大无边,军官作风大改变,兵不吃饭官不咽,兵不入睡官不眠。”这种“种试验田”的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方法的新发展,是保证人民军队的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保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最好的领导方法。多次整风证明,犯了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部队就死板僵化,毫无生气;反掉了单纯军事观点,加强了党的领导,发扬了群众路线的作风,全军上下就一扫沉闷空气,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目前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在整风胜利的基础上,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他的军事学说,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迅速地完成现代化的建设任务。群众路线是我们一切胜利的钥匙,把它运用到中国革命,革命就胜利;把它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就出现空前规模的大跃进;把它运用到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文化教育事业就蓬勃发展;同样,把它运用到军事工作方面来,军事工作也就一定会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现在全世界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日益发展。但是帝国主义仍然没有放弃制造新战争的计划。全世界的人民必须提高警惕,击破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争阴谋,并且准备在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战争的时候彻底粉碎侵略者的进攻,彻底消灭战争的制造者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加强我们的国防,加强我们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力量,是我们全党、全军、全民的迫切任务。让我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在最短时间内把人民解放军建成为包括强大的陆军、强大的空军、强大的海军的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而奋斗。

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

来源:网络搜寻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会议背景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同志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参会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学苏联,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学德国进修社会学和哲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学徒工出身,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毕业,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届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1898年—1976年)曾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会议起因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
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
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会议经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会议内容
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5)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
《决议》主要内容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会议意义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

来源:网络搜寻

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

初期长征路线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

遵义会议

经过: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
时间:1935年1月
地点:遵义
内容:解决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取消了博古在军事上的指挥权,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确定军事上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负责指挥。
意义: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会议后

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通过沓无人烟、一望无际的草原,进入甘肃。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长征结束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历史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